Yuxuan Wang, 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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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个周五,阿拉巴马街食物银行门前大排长龙,队伍顺着街道一路蜿蜒,甄比尔(Bill Zhen)也加入了队伍。 这个食物银行是老年亚裔群体聚集地。 排队百无聊赖之际,他们便开始聊天、打牌。队首的老人则忙不迭地将色泽鲜亮的蔬菜、腌鸡肉、香蕉、大米和牛奶塞入包中。
在疫情期间,三藩市的免费食品领取点对于像甄比尔这些上了年纪的亚裔老人而言,便是生活的支柱, 但这也使他们想起早年毫无保障的生活。
米慎区新闻网数月来报导了这个食物银行发生的故事。这都是关于艰难生活的一系列故事。而我们采访完这群亚裔老人之后,我们清晰地感受到2020年疫情的艰难与那些老人年轻时经历的饥荒与动荡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1958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便是那个动荡的时期。
过度自信、粮食过量出口以及一系列的政策错误导致中国的大跃进演化成一场1959至1960年后的大饥荒。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死难人数最多的饥荒,造成了一千七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的死亡。 而疫情的全球死亡人数为五百二十万,三藩市的感染死亡人数不到一千人。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亚裔老人面临疫情时的波澜不惊。
71岁的美籍华裔老人甄比尔(音译)1982年从中国广西省移民至美国,他说道:“我一生经历了诸多坎坷,但我不觉得疫情期间有什么大事发生。”
而甄比尔口中的大事发生在1960至1961年间的中国,彼时他们一家靠吃猪食维生,他们吃过米糠、芭蕉头和木瓜芯。
当时中共提供了一种代替食物的小球藻,这是一种可以快速繁殖的单细胞藻类,据称和少量尿液一起食用时营养价值很高。
甄比尔说:“有一天我妈妈问我,我的肚子怎么这么肿胀。” 当时他仅有十岁。只有在经历过如此艰苦的生活后,他之后在文革中被下放至海南岛最西边的日子,才能算作是生活质量的提升了。在海南,他靠吃夹杂着沙粒的米饭活了下来。
周福荣(音译)也是食物银行的常客,他生于1948年,原籍广东省中山市。 据他回忆,他靠公社食堂发的米糠与木瓜芯熬过了饥荒。 十三岁时,他被迫从七年级辍学,被安排去开村里生产队的唯一一台拖拉机。 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上学。回忆起那段经历,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是只在小学学了几年的普通话。
因为国家政策偏向城市居民,像甄比尔和周福荣这样的农村居民被强制上缴一定量的粮食,因此大饥荒期间死难者也大多来自农村地区。 他们二人都记得,上缴完之后剩下的食物根本不足以果腹。
相较于甄比尔和周福荣,张兆彬(音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生活则轻松很多,因为他是广州市人,广州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 中共中央的计划方针是偏向于像张兆彬这样的城市居民的。 即便如此,他仍对1963至1964这艰难的两年记忆犹新。 他家将大米碾碎后加水搅拌做成米糊,全家勉强果腹。 他家在熬米糊时,会加芋头、红薯或猪乸菜。 猪乸菜是一种绿叶菜,通常用来喂猪。 讽刺的是,猪乸菜的别名叫官达菜,有着“官运亨通”的意思。
甄小姐是食物银行的翻译,她比许多来领取食物的老人们小了二十岁。 她对中国的记忆略有不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她在中国广东省台山市度过了童年。 (三藩市的中国老人大多来自台山市和周福荣的故乡中山市。)
甄小姐说:“我们家在村里条件还算不错,至少三餐无忧。” 据她说,当时早餐吃的是面条,面上会淋一勺猪油和生抽。 午餐和晚餐吃的是白饭。
如今他们的生活或许算不上完美,但队伍中许多人似乎都在成为了美国公民后,过上了稳定的日子。
甄比尔曾是三藩市唐人街的电工,他已于2012年退休。 自那之后,他便与妻子便住在第16街的一间一居室的公寓里,月租500美元。 他的每月养老金仅有700美元,但他说,他活得很舒服。 除了不定期去唐人街看望他一百岁高寿的母亲之外,甄比尔最喜欢的消遣便是在手机上看中国武侠小说,疫情也打搅不了他的这项娱乐活动。
因为房贷的压力,甄小姐的经济仍旧拮据。 但她作为翻译志愿者领取到的食物极大地缓解了她的经济负担。
周福荣说他的闲暇时间都用在看电视上。 当前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给他带来的焦虑远甚疫情。 他说:“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政府肯定会把我们都关起来。”
张兆彬似乎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一位。 他没时间去下钟爱的象棋了。 根据他的孙子所在的幼儿园的规定,他不得不经常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几位亚裔老人抱怨最多的便是他们无法再回中国。 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无法回国探亲,也意味着他们没有新衣服穿了。 甄比尔说他这双鞋已经穿两年多了。张兆彬同样也需要重新找地方买衣服,他说:“我从来没在美国买过衣服。”
但他们也都明白这些不过是小小的不便而已。
那个周五,甄比尔最大的麻烦是他得想办法把一个硕大的西瓜塞进双肩包里。 最终,他跟食物银行的志愿者换了一个小一点的西瓜。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知道那天他总会有晚饭吃。
他说:“我要求也不高,一辈子平平安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