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xuan Wang, 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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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后庙街上的雷馮翊堂，平平无奇的大门之后，藏着老年华裔们排遣移民生活孤独的秘密。屋内陈列着两排方桌，目之所及没有人抽烟，但常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散的烟草味。 每张桌子都围坐着四位牌友，大多是男性，他们穿着朴素舒适的外套，手法娴熟地整理着自动麻将桌发出的麻将牌。
麻将是一种传统中国棋牌游戏，和金罗美纸牌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与安静的牌桌相比，麻将桌更像一方战场。每天，成千上万的老年华裔美国人在麻将桌上生龙活虎地挥洒精力。埋头于此时，他们仿佛是战场上的统帅一般，运筹帷幄，144张麻将牌相碰的响声清脆，人人神情严肃，动作极快。 对许多人而言，打麻将不仅仅是消遣，它有更深的意义。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整天坐着看报纸吗？”，雷馮翊堂主席雷春培说，67岁的他从两年前开始管理这家麻将馆。像雷馮翊堂这样主要面向老年牌友的麻将馆在唐人街有几十家。
理论上来说，雷馮翊堂是只给姓雷的人开设的，但实际上，雷春培说：“谁都能进来玩”。
几十家麻将馆星罗棋布地隐藏于唐人街的22个街区内。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礼品商店旁，饭店或者博物馆附近都不会有它们的踪迹，它们只隐匿于那些让人想起上海或香港的小巷深处。
一天下午，天后庙街上的一扇门，将我带进了一间安静的屋子，屋内有几张桌子，桌上的麻将牌叠放得一丝不苟。有几个牌友抬头注视我，但很快他们戒备的神情就消失了。我突然意识到在这里我太年轻了，比其他人小了至少几十岁。
“至少有20个人是每天都来的，他们都退休了”，雷春培告诉我。谈话间，一只老鼠在办公室的另一侧飞快地一闪而过，但雷主席似乎并没有注意。 “三藩市至少有一半的老人都喜欢打麻将，”他说。
不大的麻将室里，广东话、台山话，上海产麻将机洗牌的声音，与人们用力摔牌的叩击声彼此相融。 一位正在等他的牌友的老人，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门旁的沙发上看《星岛日报》，翻动纸张的沙沙声也夹杂在麻将牌嘈杂的碰击声中。
雷春培说许多牌友不住在唐人街。这群老人像上班族一样，一周有6天从像米慎区和湾景区一样的区域通勤来到麻将馆。早饭后他们乘上巴士，早上9点或10点开战，一打就是5、6个小时。 下午4点前后麻将馆关门，老人们一天的愉悦也到了头。回家路上他们明显没了刚才的神采奕奕，神情略有些萎靡地为第二天的战斗养精蓄锐。
偶尔，牌友们的举止会变得有些凶狠。他们或是把麻将牌敲向桌面，像是要震慑对手；或是像扔飞盘一样把牌摔进麻将堆里，仿佛扔得越快，运气越好；或是在一局将了之际，大声嚷着自己要输了，希望藉此来避免失败。
“动动手对他们也算是种体育锻炼”，雷春培说。“在麻将桌上绞尽脑汁赢牌对大脑有好处，能预防老年痴呆。再加上麻将输赢无定势，更刺激。”
有时，这种刺激则有些太大了。“有些老人会在牌桌上猝死”，中华总会馆商董李殿邦说。
然而这种漫溢的活力并不妨碍牌友们对规则一丝不苟的态度，不管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规则。 由于疫情的缘故，每位牌友都一直戴着口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远了几分，不过这也恰恰帮助了他们在对战中隐藏表情。许多人都有吸烟的习惯，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按规矩去路边抽。
按规定，每局的赌资最多只能有几美元。想玩更大的金额就得去其他地方；而那些负担不起这赌资和每天3美元的茶水费的，大多是老年女性，她们会带着小板凳和零钱去500英尺外的花园角打麻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雷氏麻将馆的牌友大多是男性。
每局时长大约3-5分钟，一天下来，可以打100场，一年便是30,000多场。“麻将文化是一代传一代的，”雷春培说。临近下班，一群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走进了麻将馆。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打麻将，就连我的孙子都知道怎么玩。 麻将是中国的国粹，”他说。
在观察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秩序感，每桌围坐的4个人同步地在移牌，一起稍事休息，也一同结束一天的牌局。 馆内的一切都彷佛是一个规律运转的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而我似乎成了唯一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元素。
大约4点钟，麻将馆内仅剩两桌牌友。 我凑上前去，希望能跟他们聊聊，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一位瘦高的男人便用台山话朝我吼，“出去！出去！” 我顿住了，不知该作何回应，他继续朝我嚷道：“我该跟你说普通话还是英文？啊？”
其余的人保持沉默，埋头于面前的麻将牌。这之后，再没人愿意和我说话。
当我走出麻将馆时，那个瘦高的男人正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我蹲在了他身旁。见我靠近，这次他先开了口：“你觉得你是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从他满是戒备的语气中，我意识到他以为我是为了审查这里的赌博活动而来。不等我化除误解，他再度开口，声音更加紧绷：“我们有些人的腿有问题。还有什么可做的事呢？我们只能打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