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xuan Wang, translator
Read the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here.
这是米慎区新闻网第二篇聚焦阿拉巴马街食物银行老年中国移民的文章。点击阅读第一篇和第三篇。
六十年前，甄比尔（音译）还是一个在中国广西省上小学的孩子。有天他爬上了一棵五米高的树，结果不慎掉了下来。 “我后来一直感觉，在掉下来之前，我灵魂似乎出窍了，有一会儿我飘荡在空中俯瞰操场上的校长和其他同学，”他说。这是11月的一个早上，他正在三藩市阿拉巴马街的食物银行排队。
这便是甄比尔的学生时代留下的最后一段记忆，也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段。受到文革影响，他那一代中国青少年的学业往往很早就被迫中断。后来他们中的大约一百二十万人移民到了美国，其中四万三千人定居在三藩市（约占三藩市总人口的5%）。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孩子往往拥有了不错的人生，然而在许多成绩出类拔萃的美籍华人背后，是他们学业猝然终止的父母或是祖父母。
“他们的职业选择非常有限，”唐人街基督教青年会的老年项目联系人李秀娟说。 她告诉我们，三藩市的那些被迫中途退学的亚裔老年人现在大多从事着包装工人、裁缝、洗碗工和菜贩的工作。
作为一名水电工程师的儿子，甄比尔从小就有皮鞋穿，他的儿时玩伴是中国科级干部的孩子。 后来，随着毛泽东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日渐增长， 甄比尔一家被当地官员驱逐到了广西省会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几年后的1968年，甄比尔的学校和当地官员强迫他在念完九年级后退学。 甄比尔和他的姐姐被分配到了海南岛。在那里，他花了整整十年种植橡胶树。 这段经历也注定了他再不可能像父亲那样拿到大学文凭。
周福荣（音译）在29年前搬来三藩市。他念七年级的时候，中央政府为了提升他的家乡的水稻产量，送了当地40辆新拖拉机，而周福荣则被指派去驾驶拖拉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选我，”他说。或许是由于他一米八的身高，也或许是有别的原因。然而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意味着他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了。
住在三藩市银大道的张兆彬（音译）则相对更幸运一些。 与周福荣不同，张兆彬在1969年念完了初中，他回忆道：“我当时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广州国营造船厂当电工。 我们班当时有五十个人，除了少数几人升到了高中，仅有八人被分配到了工厂，其余人都被分配下乡了。“
在谈话中，这三位男性都时不时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居住地址以及一些那个时代特有事物的名字。不约而同地，他们都写有一手漂亮的繁体字。
在我称赞周福荣的字好看时，他的眼睛一亮，口罩后的面庞上有着难掩的快乐，因为在中国，写得一手好字往往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象征。当被问及他如何看待年轻一辈拥有了他们当时不可比拟的教育机会时，周福荣淡淡地说：“这就是年轻人的事了。”
采访中途，站在一旁的赵梅（音译）向我们投来了好奇而茫然的目光。 我向她递出了笔记本邀请她写点什么，她却写不出一个字来。 与其他老人不同，赵梅几乎是一个文盲。她只会说台山话，甚至无法辨认出自己的中文名。
李秀娟说，文盲女性在就业上的限制非常大，像赵梅这样的移民通常只能找同样来自台山的老板，干收入微薄的清洁工工作。
他们只跟同乡的人来往，一旦需要跟不说台山话的人沟通，她们就需要中间人的帮助。 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报纸，甚至几乎不用手机。 李秀娟告诉我们，有一些移民甚至不认识数字，这也给了一些无良雇主可乘之机。 下班之后，他们有时候靠看电视打发时间，李秀娟解释道：“电视有图像，所以他们能看懂。”
甄小姐是阿拉巴马食物银行的中文翻译志愿者。 她告诉我们，文盲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女性居多。 她说：“三藩市有很多。在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女孩子不被家里允许去上学。”
李秀娟补充道：“那时候，穷人家如果又有儿子又有女儿，他们会选择让儿子们去上学。”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像69岁的于素珍（音译）一样的女性只上到五年级就被强制退学，去种地供她的两个弟弟上学。
甄小姐今年48岁，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山市长大。 相比于上一辈人，她当时的情况已经略有好转。 尽管她每天得花三小时步行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但至少她能去上学。
因此当甄小姐在1984年移民来美国时，她也更能适应这个新环境。她在旧金山城市学院上学的两年练出的流利英文帮了她很多。她和哥哥一起买了一套房子并成功地两次申请道了房屋贷款重贷，省下了一笔钱。
大多数老年移民远不如甄小姐幸运。
“我对英文一窍不通，”周福荣说。过去的将近三十年里，他都在唐人街新美生肉菜公司卖猪肉和蔬菜，每天工作十五小时，一周工作六天。 李秀娟告诉我们，许多移民除了全职工作外，还会做兼职。
她补充道：“即便有机会去上学许多老一辈移民也不会去。他们下班后太累了，没力气学了。”
甄比尔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疲乏。他在夏威夷毛伊岛表姐的餐馆工作时，同时参加了一个公民资格准备课程。包装工张兆彬曾在每晚六点下班后去三藩市的一个英语班。即便报了班，他的英文水平依旧捉襟见肘。 为了准备美国公民入籍考试，于素珍已经在城市学院上了两年的英语课，但她的英文仍开不了口。
相比于长辈们，这群亚裔老人的孩子们得到了大量的教育机会。周福荣的小儿子读了大学，毕业后在三藩市法院系统内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张兆彬的孙子正享受着幸福的幼儿园时光。
刚刚过去的感恩节， 甄小姐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表妹带上了自己的未婚夫来看她。甄小姐说：“来美国大大改善了我家的生活。”其他受访者似乎也都有相似的感受——即便是在干了将近30年的低薪工作之后。